切斯特顿对《鲁宾逊漂流记》的评价，也可用作我对他这两层木屋的评价：这两本书“之所以历久常新，是由于它歌颂限制的优美，甚至歌颂节俭的原始浪漫”。

文/察世俗

几个月前，国永弟兄就嘱我写篇读后感。

手中拿着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or G. K. Chesterton）的《回到正统》和《异教徒》（注1），我却迟迟不知如何下手——就好像面对一个精巧美妙的蛋糕，无论从哪里下刀，都担心自己成为那粒投入静谧湖水的讨厌石子。

“举刀”的勇气，并不来自“闭眼一跃”，而来自一个不经意地发现：切斯特顿这两本薄薄的书中有着一般学术作品无法展现的动感：它们基本不属于任何一类钢精混凝土筑就的恢宏结构，它们小巧而清新，可被切分，哪怕是一个单独的语句，也保持着特有的奇险和丰富。换句话说，它们甚至能承受一般学术作品难以容忍的碎片化，而碎片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意义的完整和自足。

常年在媒体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切斯特顿的著作中，处处流露着新闻媒体追求的锐利、凝练、轻巧和亮彩。这种语言特色，竭力避免在长篇累牍中埋藏宝藏，随时带读者到波澜壮阔的险峻中直面新奇。

这或许可以解释：哪怕在早晨出门上班前的最后一分钟，甚至旅途中摇晃的车厢中，抓起切斯特顿的书，翻开任意页码，扫视其中几句，你都可能被切斯特顿奇险瑰丽的思辨、自由壮阔的热忱和饱满酣畅的喜乐，瞬时感染并为之一振。

当然，这种写作风格，既成功卸去了部分形而上学的沉重，也使得黄钟大吕般的学术巨制无法成册。两者的差别，犹如两层木屋与摩天大楼。曾被切斯特顿的作品重燃信仰之火的美国基督教作家杨腓力（Philip Yancey）一语点破：“这是新闻工作这个特定职业带给他（切斯特顿）的咒诅”，使他成为一个“没有大师级作品的大师”。

切斯特顿很清楚自己“两层木屋”的价值。他在《回到正统》中写道“要展示一个信仰或一种哲学在任何角度都是真确，绝对不是这样一本小书能够胜任的；即使以远较本书更长的篇幅，相信也不能完成任务”。（注2）

切斯特顿通过这两部书的文字，与其说在理性上为基督教正统观念抵御新时代浓郁的异教气息修筑起一座密不透风的长城，不如说在感性上为现代的基督信仰者描绘一幅活泼的生命图景。他在最要害的角度给予了现代异教思想富有勇气的一击。

作为英国多家媒体的评论撰稿人和《G.K.周刊》的创办者，切斯特顿直面所处时代的重要事件，饱览着自己所处时代的宗教与哲学著作，不回避时代精神景貌正在经历的巨变。

对于“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切斯特顿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在我。”至于堕落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无论是什么，我都不是自己。”

切斯特顿面对的是一个传统精神秩序被倒错的时代。他说，现代人正用自己的头来站立；头颅当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制作。一旦找回自己的双脚，他们就会恍然大悟（注3）。

生活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切斯特顿，面对来势汹汹的各种现代观念，敏锐地思考着：改变就是进步吗？

在他看来，几个世纪之前，起码有一种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可让公义与和平接吻。现在，两者连点头致意也不行（注４）。

面对这个信仰和传统日益破碎的世界，切斯特顿坚守着现代人正在逐渐迷失的古道与朝向：“如果世上有任何进步，那只可能是那种进步，即一种迈向一个完美的城市的进步，在这个美德与管治并驾齐驱的城市中，公义与和平互相互让、相辅相成（注５）。”

若回溯这些文字所处的历史背景，再看看此后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数十年的冷战，你不难发现切斯特顿这些文字中对时代精神的先知般地洞见。

他一生勤奋地探求着自己与世界的出路。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切斯特顿对天主教的皈依，成为其生命中一个神秘的悖论，或称回旋。

在《回到正统》中，切斯特顿为这个悖论做了些许注释：“我是基于理性的原因相信基督教；理性而不简单。”（注６）

切斯特顿说：“有一些我们从不完全知道的东西不仅较我们优胜，甚至对我们来说较自己来得自然。我是在认识正统信仰后才懂得何为精神上的释放。”（注７）

当越来越多的人沉浸在新世纪现代乐章的狂热中时，站在时代潮头的切斯特顿却突然抽身回归，开始对传统信仰着迷。他写道，旧时的神学远较新兴的神学思想，蕴含着那种我们重视的民主和西方自我更新的活力。那个被称为最古老的教义竟然为世上新兴的民主思想提供唯一的保卫。那个看似最不受欢迎的教义竟然是人民唯一的力量。（注８）

这种回归，亦是一种浪漫的回旋：切斯特顿从精神得到释放的个体经验出发，逐步演绎出包罗宗教神学、文化观念和政治哲学等在内的一整套“切氏解决方案”，贯穿于职业与创作中，并最终重回其精神释放的起点——落脚在基督信仰的喜乐之中。

在他看来，基督教的信条使喜乐变得巨大无比，使忧伤变得特殊而无足轻重，祖传的本能因而彻底得到满足。

切斯特顿自己和笔下所描绘的喜乐满溢的生命图景，恰恰是打开异教一座座新兴城堡的万能钥匙，以至于面对这幅图景，新城堡的主人们任何时候都会担心自己城门失守。

这图景中，切斯特顿展现的是“一种对积极和富想象力的生命的渴求，亦即是一种如画般充满好奇的生命；一种像西方社会的人时刻想求的生命”（注９）。而这样一幅自由喜乐的生命景象，不单是现代异教徒希冀捕获占为己用的对象，而且是他们赖以指控古老的基督教的证据。

切斯特顿以亲身经历的信仰轨迹和积极自由的生命探求，试图向现代提出悖论：以捍卫生命与自由面貌出现的种种现代流行的哲学观点，或许最终难免走上摧毁生命与自由之路。

切斯特顿一一剖析着当时流行观念的万花筒——理性主义、唯物主义、人道主义、进化论、实用主义、怀疑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他往往一针见血地言明其内在的矛盾：貌似无限者的局限，名为阔达者的狭隘。换句话说，每一种现代观念都可能被切斯特顿钉于某个悖论的中央，成为垂死的标本。